刘禹锡被贬和州，直接起因是一首诗，背后则是一场跨越二十余年的政治清算，是中唐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，守旧势力对改革派持续打压的典型案例。要理清这件事，不能只看和州这个终点，必须从他政治生涯的起点——永贞元年（805年）那场短暂而激烈的革新运动说起。
“二王八司马”事件：贬谪生涯的源头
说白了，刘禹锡是“永贞革新”的核心骨干。805年，唐顺宗李诵即位，他身患风疾，意图改革，遂重用王叔文、王伾，以及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一批出身不高但锐意进取的士人。他们打击宦官、藩镇势力，罢免贪官，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、减轻民众负担的政策。这场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基，仅仅持续了百余天，便随着顺宗被迫内禅、宪宗即位而宣告失败。王叔文被赐死，王伾病亡，刘禹锡、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司马，史称“二王八司马”事件。这第一次贬谪，将他打发到了朗州（今湖南常德），一待就是近十年。
玄都观的两首诗：不屈的刺与命运的转折
元和十年（815年），在宰相裴度等人的斡旋下，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被召回长安。这本是政治处境松动、有望起复的信号。然而，刘禹锡一次看似随性的游历，彻底改变了轨迹。他游览了长安城南的玄都观，写下《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》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这诗表面写看花盛况，实则绵里藏针——“桃千树”暗指宪宗朝靠打压永贞党人上位的新贵；“刘郎去后栽”更是辛辣讽刺，暗示满朝新贵不过是趁我辈被贬后才得势的小人。
这首诗像一根刺，扎进了当权者的心里。它证明了刘禹锡不仅没有“悔改”，反而斗志更旺，睥睨群小。结果，召回令变成了一纸更严厉的贬谪令，“以涉讥刺”的罪名，将他改贬至更为偏远的播州（今贵州遵义）。后因柳宗元以刘母年迈为由请以己之柳州相换，加之裴度说情，才最终改贬为连州刺史。这次因诗获罪，凸显了中唐政治生态的严酷与刘禹锡性格的倔强。
和州之贬：十四年后的最终落脚点
时间来到宝历二年（826年）。此时，刘禹锡已辗转连州、夔州、和州刺史任。关于他赴任和州的具体时间，史料有不同记载，但主流观点认为他是在长庆四年（824年）夏由夔州调任和州的。而和州之贬的关键，在于他抵达和州后的遭遇，以及那篇不朽的《陋室铭》的诞生背景。
根据宋代史料《太平广记》等记载，当时的和州刺史（一说是策知县令）见刘禹锡是遭贬之官，便刻意刁难。按规定，他应住衙门三间三厦的厢房，但地方官却将他安排在城南临江的偏僻之地。刘禹锡不以为意，写对联“面对大江观白帆，身在和州思争辩”贴在门上。地方官见状，更生恼怒，又将他的住所迁到城北，面积减半。刘禹锡再题“垂柳青青江水边，人在历阳心在京”。地方官最后竟将他安置到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斗室之中。这接二连三的羞辱，反而激发出刘禹锡的磅礴文思与傲然气骨，于是便有了那篇81字的《陋室铭》。
所以，和州之贬，表面看是一次普通的职务调动（由夔州转和州，同属刺史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“再贬”），但其核心意义在于，刘禹锡在此地遭遇了地方宵小的现实欺凌，并将这种个人境遇的“陋”，淬炼成了精神世界的“馨”。这是“永贞革新”失败阴影的延长线，是政治打压在地方层面的微观体现。他从未真正获得朝廷的宽宥，始终带着“革新余党”的标签，这使得地方官员敢于对他进行怠慢与折辱。
从805年的朗州，到815年的连州，再到826年的和州，刘禹锡的贬谪地图，勾勒出了一位改革志士在时代逆流中的漂泊轨迹。和州，不是他贬谪的起点，却是其文学气节与人格精神淬炼至巅峰的熔炉。那间真实的陋室早已湮灭，但《陋室铭》却让和州这个地名，永远地与一种对抗流俗、坚守内心秩序的高贵姿态联系在了一起。